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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茂为什么为甲级战犯题墓碑

2015/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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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深度观察

        在1959年4月为7名甲级战犯修墓之际,松井石根的朋友,同时也与吉田茂交情甚深的东亚同文书院出身的实业家高木陆郎请求吉茂为7名甲级战犯墓碑题字。高木陆郎是个中国通,曾经当过清末最大的实业家盛宣怀的秘书。当时吉田茂早已不任总理了,而甲级战犯也早已“全面平反”,他似乎没有拒绝的理由。

   兴亚观音
         第二,吉田茂能够欣然命笔,题写墓碑,也与日本的战败和德国战败的不同有关。德国没能回避本土作战,导致第三帝国灭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诺曼第登陸,苏联攻克柏林,纳粹德国被消灭,而日本回避了本土作战,从而使日本的败战,是在原政府领导下进行,国统一直没有消失和中断,与战前具有很大的连续性。战后,美国为首的占领军曾将战前日本政权中的绝大部分人从公共权力中驱除出去,但是中国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痛感共产主义比日本的右翼国家主义对美国推崇的民主主义威胁更大。美国饥不择食,采取了“以毒攻毒”的办法,对日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让大批从公权力中被“驱除出境”的人物复归政官两界,在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处死的第二天,甲级战犯涉嫌者岸信介被释放出狱,并在几年后登上首相的宝座;甲级战犯重光葵再次担任外务大臣;甲级战犯贺屋兴宣出任法务大臣。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支持下,吉田茂政府先后为18万原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解除“整肃”,使他们重返重要岗位,而这一切,都是在吉田茂担任总理期间进行的。

 
   张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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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田茂虽然有反军部的经历,但是他在战前一直是日本政府内的高官,最后官至外务次官(相当于外交部的常务副部长)。他是明治和昭和初期在日本政府里多次担任大臣的政界大佬牧野伸显的女婿,他本人也和战前的首相们,如田中义一、近卫文麿、广田弘毅等关系甚笃,其中被判为甲级战犯而处刑的广田弘毅,曾是他的知遇和关系甚密的上司,甲级战犯重光葵也是他的同僚、密友、知音,而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战后政权和战前政权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彻底清算战争,因为清算战争有时意味着清算他们自己,这些也是吉田茂为甲级战犯题写墓碑的综合性的原因。

        第三,就是文化的因素。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将人作为神祭祀的风俗”这篇文章中写道:“将死去的人作为神来祭祀的风俗确实过去比当今更盛行,但与此同时,一种现今被不屑一顾的限制在不久前一直在全国被认可。那种在中国被称为“祠堂”,我们叫做“御灵屋”的一家专属的私庙另当别论,那种享受广泛的公共祭祀,听取人们祈愿,并使人们相信这个人可以作为神来祭祀的,以前一直有几个特别的条件。首先,自然而然年老而终的人不会被放在神社里祭祀,那些持有执着的遗恨的人,死后仍能让人驰骋想像,屡屡以作祟的方式来表达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感的人,被作为灵验的神来供奉。”(1)

         由此可见,柳田国男认为,成为神社被供奉之神的条件,是含恨而死的人,他的恨越浓烈,作祟越频繁、强烈,也就越有资格进入神社,而且也越是“灵验之神”。

        甲级战犯由于被处以死刑,在日本人看来,是含恨而死的人,他们是抱有浓烈的怨恨的,能够强烈作祟的,最有资格进入神社和受到祭拜的人。有关甲级战犯,日本盛传下面所说的一段传言。

         负者执行7名甲级战犯死刑的贝里・沃克中将是朝鲜战争时的美军司令官,在7名甲级战犯被处刑后的1950年12月23日,贝里・沃克中将在战场视察时,由于驾驶吉普车失误死亡。他死的日子正好和7名甲级战犯被处刑的日子相同,人们认为这是7名甲级战犯作祟。中将的副官听从友军韩国将校的劝说,到兴亚观音来参拜7名甲级战犯之墓,住持伊丹忍礼以“冤亲平等”之宗旨,将贝里・沃克大将(死后晋升为大将)之灵郑重供养。

       从这种文化传统出发,吉田茂受邀为甲级战犯书写墓碑,他也是无法拒绝的。

    (1)见柳田国男“将人作为神祭祀的风俗”, 《定本柳田国男集10卷》,筑磨书房,1962年版,474-475页。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简历
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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