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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眼(271)想死的孩子

201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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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健吾:早阵子,吾友,立法会议员邝俊宇的面书群组中,说他的选区的地铁站出现一张海报。一张电影《十二个想死的孩子》的海报。那位市民觉得,这样子的海报,令他不安,也有教唆孩子自杀之嫌,所以希望「投诉」。在面书投石问路,问有什么投诉门路。谁知事与愿违,大众看到这种「可以去什么地方投诉」。结果被网民不断的反击,说这种「题材」的电影,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有些事情出现,就需要投诉,想人家收声,这是那码子的言论自由,那码子的国际城市。

 

      电影《十二个想死的孩子》(十二人の死にたい子どもたち)改编自《天地明察》作者冲方丁第一部现代推理同名小说。故事大概是12个想死的未成年人,聚集在一家荒废的医院之中,希望集体执行安乐死。但后来房间内忽地出现一具尸体,打乱了大家原本的计划。究竟死者是谁?为何而死?凶手是否隐藏在12人之中?这12个人想死的青年慢慢和盘托出想死的原因,而密室杀人事情的真相也慢慢拆解。最后的结果是怎样我不说出来了。反正说出来感觉也令人失笑。

 

      但这种「一堆小孩想寻死」的故事,好像经常在日本的流行文学中出现。

 

      无他的。故事就需要冲突,没有冲突比「死」来得情绪化。死,好像一切都完了。要完结,也许都不一定最可怕。最可怕的是,面对「完结」这件事,可长可短,可痛苦可舒泰。面对成长,怕的也许都不是死亡,而是慢慢失去「现在的能力」的恐惧。

 

      想死这件事,不是可以随便拿来说笑的。我念心理学的朋友都说,他们在学的时候,总是听到同学在通讯软件中说「好想死」。有些把这三个字当成「认真」的同学,都会很有气。你说你想死,我们就会想知,你为什么想死?为什么要死?死了就完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样好吗?我是你朋友,你死了,我会很不高兴的,你明白吗?

 

      在华人的常识中,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你要了结自己的生命,没有人可以阻止,但做了,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说:自杀的人下辈子再轮回,定当不可以再做人。当然,你可以打趣的说,如果可以做到香港的猫,或是日本的狗,也许都比在香港或日本做人来得舒服。

 

      直至现在,我就算工作多辛苦也好,我也不会对任何人说「我想死」来讨拍拍。这是对人的基本尊重。

 

      只是,尊重,真的有意义吗?

 

      最近,有香港传媒搞了一个自称做「社会实验」的事情,就是找一些青少年学生在学校「扮想跳楼」,在侧拍看看身边的同学会出手相救,还是袖手旁观。

 

      我看到这样子的稿题,当下觉得香港的记者真的是泯灭人性的天才,想出这种一定会引起别人点击的点子。然后,让这稿题付诸实行的采主定当是泯灭人性且对新闻学一窍不通。如果你自称自己在做「实验」,若然任何牵涉真人的实验,在学界都需要有极高的道德规范标准。这种道德考察的「节目」,如被访者不知情,就绝对有机会令被访者或涉事者留下心理阴影。若事后有人戏假真做,又有谁去负上任何的道德责任?如被访者是知情的,那就是一个「没有剧本的虚构剧」,就是欺骗读者。

 

      在虚构文本中,写一下「想死」,「自杀岛」这些事情,我还可以觉得是「创作自由」范围的事情。读的时候,也不会当真。在新闻网站看到「社会实验」,一不知道有何道德基准去实行「实验」,二不知道那实验对「白老鼠」们有何影响,三不知道有何专业人士协助那些完成实验的「演员」,我倒也不知道我那些年念的「新闻道德」伦理,已不重要了。

 

健吾 简历

 

     80年生,香港专栏作家、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光明顶》、《903国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著书超过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东亚流行文化软实力及多元性别关系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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