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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千百万“新乡绅”吗?

201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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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刘迪:中国政治学者潘维说,中国政府办成“大事”不难,但困难的是,中共无法动用其科层体制,解决基层社会无数“小事”。今天在中国基层,无数“小事”堆积如山,亟待解决。这些“小事”,因其关系到日常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大事”,如解决不好,可能会动摇人民对执政党的信心。

 

  今天的中国政府,可以迅速推进高铁项目,可以迅速推进“一带一路”等宏大战略,但在如何凝聚、组织社区、乡村,基层社会问题上,却不很顺利。这些问题,究其原因,源自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百余年间,数千年形成的社会基层结构遭到破坏,广大基层,自治力薄弱。

 

10月底北京的公园内

 

  中国社会的近代社会转型,消灭了乡绅及其经济基础。人民公社制度,是一次重组中国基层社会的宏大实验,这个实验的失败,导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出现巨大空白。为了填补这种空白,上世纪80年代,匆忙间,全国普建村民自治制度。许多人曾对这种制度怀有极大期待,认为这是中国民主社会建设第一步。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此后出现水土不服现象。村民选举,掺杂大量家族、派性、贿选、黑化问题。事实证明,自上而下的制度移入,不能适合多样化的中国基层社会现实。可以说,中国至今仍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特点的基层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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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中国三农专家贺雪峰新书《最后一公里村庄》。他说,目前中国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巨资,但国家无法为所有人提供全面完善的公共服务,即公共服务还要依靠农民自己解决。贺雪峰指出,目前中国普遍存在这种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之间连结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其实,这“最后一公里”问题,本质上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缺乏基层社会自治。这种问题,不仅发生在乡村,而且在城市,都普遍存在。

 

  今天,除政治任务外,中国政府干预基层社会的手段有限。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对基层社会干预最成功的例子是在广大农村,有效地推行了计划生育,成功地减少了数亿人口。这种成功,依靠的是中国特有的“压力型体制”。这种“压力型体制”,将各种成长目标、行政目标,分解为具体政治任务,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推。的确,这种体制可以高效、准确完成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但是,这种体制,只适合完成一些比较宏观而又具体的战略目标,却无法应对基层日常、琐碎的繁杂事务。

 

  中国基层社会大量、不断发生的“小事”,日益耗费政府大量资源,也困扰无数居民生活。这些问题,长期放置不去解决,就真会成为“大事”。那为何这些小事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呢?这很大程度在于,在无数个人与国家之间,中国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社会组织。这是中国各级政府不得不动用大量政府资源管理社会的重要原因。而这种管理,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反而损害了政府、党的合法性。

 

  重视人民身边的“小事”,已引起中共高层重视。10月18日,习近平在其19大工作报告中号召全党“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他说,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三者的良性互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组织退出广大农村领域。宗族、宗教力量,已经重返或进入中国基层社会。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单位”或“社队”不复存在,亿万职工或社员成为孤立的个人。中央政府距离个人很远,而宗族、宗教却离个人很近。在许多地方,宗族、宗教发挥了组织地域社会的部分功能。毕竟,这些组织对生老病死、鳏寡孤独问题具有自己的解释方式,也以其方式对上述问题进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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