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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身后的政治课题

2017/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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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手法方面,毛泽东喜欢“大众动员”,而邓小平宁可相信官僚而非大众。他的成功,来自中央与地方官僚的经济增长契约。但是,在这个增长契约中,却没有完善对官僚的监督机制。官僚贪腐,严重威胁到政府统治的正统性。今天中国面临社会转型,为此必须迅速建立一个与新型社会相适应的强大有力的官僚队伍。

 

  相信官僚而非大众,或与邓小平的特殊经历有关。文革时代遭大众批判,让他看透“群众运动”的非理性、荒谬。邓小平不相信精神主义,他以物质主义改变中国。在邓小平路线下,中国建成一个“大众社会 mass society”。这个社会,重复了20世纪发达国家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模式,在这个社会中,大众媒体发展、教育程度提高,大众意志日益称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经济发展的前面,一个强大的“大众社会”正在崛起,这个社会不但存在经济要求,也有政治诉求。

  

  今天中国的言论空间左右分裂,两军对阵。其实,不论左右,各个阵营的赞同者并不是坚定的意识形态信仰者。但是,这种意见的对峙,很大程度来自大众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他们内心滋生出要求“平等”的愿望。这种朦胧的愿望,如果恰逢诡谲多变的外部环境,很容易变成盲目的力量。

 

上海街头邓小平画像前的市民(2004年资料图片、AP)

  在清除腐败同时,中国政治领袖清醒看到大众力量的崛起。中国政治的任务,是否一定是要不断促进经济发展,来满足这种无尽的欲望?如果不是,那么中国政治究竟应该做什么?中国政治必须思考,如何引导着这种巨大洪流,吸收这种巨大能量。惩治腐败官僚,同时又要避免文革式大众运动的爆发,这对今天的中国政治领导人来说,需要十分高超的政治经验与方法。

 

  今天中国政治面临一个如何处理内外关系的问题。如何调整内外关系,保障内部转型过渡的顺利,这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中国仍处在一个转型期,不宜过分对外发力,而应注重内部各种关系梳理。

 

  什么是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治体制?对中国来说,既能保证社会稳定,也能促进社会改革、进步的政治体制,是最好的体制。

 

  民主政体、言论自由非常重要,但是中东地区的民主实践,让人们重新审视,现代民主制究竟需要何种条件。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如果没有法治、没有自治传统、缺乏文化、政治共同体意识,那么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是一种低层次的民主制。

 

  但是,任何压制性措施,都无法带来政治体制的长期稳定。如何建立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社会的重建非常重要。亿万个人与国家之间,必须存在一个强大、完善的社会,国家才能摆脱来自个人的直接压力,实现国家、社会与个人的正确分工。如果社会组织、社会团体能够实现自治,那么有许多国家与个人的冲突可以回避,许多问题会在社会中得到解决。

 

 刘迪

  在邓小平之后20年间,中国政治既面临重构官僚机构的重大任务,同时也必须回应日益崛起的大众阶层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刘 迪 简历 

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及研究生院国际协力研究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课程毕业、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了。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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