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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身后的政治课题

2017/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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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刘迪:今年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记得1991年甫到东京,我曾与一庆应大学教授做过一番长谈。当时,国际社会对邓的评价有波动,但这位教授却高度评价邓的功绩。那时,还没有“南巡讲话”,人们更不知道此后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世贸等,但那位教授却预见,在邓的路线下,中国将会一步步恢复世界大国地位。 

 

邓小平1992年南巡(中国画报社提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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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的超人之处,在于其无视“本本”,重视实践的理性态度。这个特点,与他早年在欧洲社会的体验,对美日发达国家的观察以及对苏联模式的洞察均有关系。他从事实出发制定政策,从善如流,不僵化,这是邓小平力量所在。

 

  在邓小平路线下,今天中国呈现多元社会、经济自由化、行政分权。在深厚的文化积淀,社会多样性之上,中国导入外部世界的新知,极大刺激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欲望。这种欲望,成为中国发展的重大动力。

 

  以西方角度看,中国仍是威权体制国家。但我们知道,在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不听取人民的意见而可以长期存在下去。中国政治观察家发现,不论在邓小平在世期间或其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一直不断调适其统治方式。这是中国政治体制存在至今的重要原因。

 

  邓小平的成功,在于他在中共高层政治家中的威望,以及他懂得如何利用大批熟悉中国中层、基层社会的官僚。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地方领导力量的发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实施了一种“行为联邦制”。中央与地方,存在一定的行为模式,虽然不是契约,但却形成一定之规。中央以GDP成长为标准,建立了一个干部考核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实行地方首长责任制。任何经济、社会目标,都被作为政治任务,层层下放,一直到最底层。有人称这套系统为“压力型体制”。正是在邓小平设计的这个体制下,中国创造了高速增长数十年的奇迹。

1972年10月邓小平(右)访问时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左)与桥本龙太郎(中)(kyodo)

 

  但是,中国中央政府的GDP主义,让地方官僚以为,只要完成经济发展目标,自己在其任地做任何坏事,中央都不闻不问。中国高速增长的时代,也是地方官僚腐败日益猖獗的时代。一时间中国舆论盛传“改革与革命赛跑”,形势十分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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